为了避免上次在荆州时的覆辙，在推行土断第三步之时，桓温决定以司马丕的名义直接向全国颁发法令：“实编户，王公以下皆正土断白籍。大阅户人，严法禁止藏户。”意思就是说，除了皇族成员以外，其余人员皆要断了代表侨寄户口的白籍，而要入代表正式户口的黄籍，同时，对于有大量雇农的大户人员，必须要配合人口普查，不但藏匿人员，一定要据实上报。
同时，桓温又借助司马丕的名义下令将之前各地检阅户口时的800白籍户口编入所在郡县，严行法禁，因为兴宁二年是庚戌年，故此制也被称之为庚戌制，此次土断也被称之为庚戌土断。
可以说，桓温以法令的形式推行土断着实吓倒了全天下的士族们，虽然这些士族们本身都是免于纳税的，但是他们又都藏有大量的白籍人口，现在要他们把这些白籍人口交出来，自然就损坏了他们的利益。
因此，这些士家大族们开始纷纷隐藏自己庄园里的白籍，不但如此，还在政府清查之时或虎以委蛇、或刻意隐瞒、或提前转移，总之就是想着各种办法来阻止清查工作的进行。
因为白籍人口的隐蔽性和士家大族们本身就很强势，大多数官员都不敢得罪他们，这也让清查工作难以开展，这让桓温很是苦恼。
由于政府层面上的工作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正常开展，桓温决定启用一些江湖人士来推进此事，于是，之前由蝶眼台张盛扶持的江湖门派江左盟就派上了用场，桓温命令张盛启用江左盟潜入这些士家大族的庄园里秘密调查他们的部曲、佃客、奴婢的户籍身份，并编制成册，待时机成熟后交给官府，然后由官府再依据名册据实查证。
就这样，经过江左盟等江湖人士的秘密调查，各地政府基本上都掌握了所属郡县里士家大族们手里所掌握的白籍人口数量，可以说整个士族阶层不论大小都有藏匿、瞒报白籍人口的事情，按照律令，他们都应该被逮捕，但是那样的话也就意味着桓温站到了整个士族阶层的对立面。
这显然不是桓温所想要的，为了避免站在整个士族阶层的对立面，桓温决定重点打击一批，暗地里放过一批的策略和方式来推进土断，对于站在自己这一边的士族，比如高平郗氏、汝南周氏、陈留江氏，桓温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们多少交出点白籍户口就不再深纠，而对于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颍川荀氏这些顶尖门阀，桓温则选择了重点打击。
当然，大家也不可能把他们全部手里的白籍户口全部清缴，因为这些家族的势力实在太大，根本就不可能完全清缴，所以只能是能挖出多少就挖出多少，等到他们主动求饶的时候，桓温也就适可而止了。
这并非桓温不够强硬，或者说是在耍两面派，而是基于事实所作出的考量。
当年晋元帝司马睿在王导的劝说下准备南下江东之时，为了能够在江东站稳脚跟，王异出给的策略就是“务必善待南下士族，尽收其俊，以为已用。”而正是因为这个策略，才使这些南下的北方士族远离故土后，紧紧围绕在司马睿组成的政治集团周围，帮助司马越建立东晋政权。
也就是说，善待南下的北方士族，与北方士族共享特权是东晋的立国之本，若是这个根本被破坏了，那么东晋的统治必然不会牢固。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南迁的北方士族大多是一宗之主，拥有大量本族居民跟随，比如东晋太尉郗鉴就是“亲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迁江东，一个家族就有千余口，更何况那么多的士族都跟随南迁，其携带了附庸部曲队伍就极其庞大了。
这些南下士族远离了故土之后，便出现了经济危机，因为他们失去了原本位于北方的大量土地，如何在南方妥善安置这些北方士族，就成了东晋王朝的当务之急。
所以，为了避免损毁北方士族利益，增加北方士族的参政权，通过设置侨置州县，让北方士族及其附庸“原封不动”地在原有行政区划名义下生存，也就成了东晋王朝的必然选择。
南渡的北方士族失去了北方的田产，便不得不在南方重新购置，侨置州县后，北方士族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吞并大量土地。
从当时司徒府的统计来看，当时的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颖川瘐氏等北方士族，在南方地区购置了大量田产，建造了大量乡野别墅，同时不断地收纳流民，不断的壮大自身经济实力。
这些依附于大族之下的百姓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国家课役，从而使得北方大族迅速恢复经济实力。
所以，撤销、合并侨置郡县本就对士族阶层很大的打击，现在又要打击依附于他们的白籍人口，这就相当于先打掉了他们的政治基础，又打击他们的经济基础，这必然会引起士族阶层的强烈反弹，这也是晋成帝时期推行土断不能彻底的根本原因。
所以，本着不能把人逼死的想法，桓温才会选择不彻底查清士族家中的白籍户口，就是怕把他们给逼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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