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褚蒜子向皇帝司马丕讨要的这份诏书，内容并不是关于桓温的，而是对司州刺史府长史沈劲的追赠，诏书上曰：鉴于沈劲的忠勇表现，朝廷追赠沈劲为东阳太守、扬威将军，由朝廷出面收敛其遗骨，厚葬于吴兴老家，并将其列入朝廷编纂的《忠义传》。
同时，因沈劲无子，所以司马丕特意下旨将沈劲侄子沈赤黔过继给沈劲以供奉沈劲的香火，同时册封沈赤黔为宁新县男，因沈劲父亲沈充当年追随王敦反叛朝廷而被沦为刑家的吴兴沈氏家族，也被彻底解除禁锢，依然被朝廷看作士族阶层，其家族子嗣也可以自由出来作官，吴兴沈氏因此得已复兴。
如果说公主是最疼桓温的女人的话，那么褚蒜子就是最懂桓温的女人，因为就是二人都是十分要强的人，要强之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不会轻易的被困难打倒，所以虽然此次桓温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失败，但还不至于把桓温打倒，那么既然不是失败造成的，那么也就只有对沈劲之死的内疚和深深的自责才会让桓温如此的萎靡不振，因此褚蒜子才会亲自为沈劲请封，以便弥补桓温的愧疚之情；因此桓温在听到诏书内容的那一刻才会感叹道还是褚蒜子懂他啊。
在心中的压抑的那块巨石被搬走之后，桓温也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开始恢复往日的精气神，吃饭也开始多了起来，身体也慢慢的开始恢复，由于两位妻子和孩子也都来到了身边，征战多年的桓温也享受齐人之福，渡过了一段欢乐的时光。
一转眼，桓温跟两位妻子及孩子们在合肥生活了一年之久，之前桓温一直忙于征战，无暇顾及孩子们，现在孩子们一天天的长大，在公子的提醒下，桓温也不得不考虑孩子们的婚姻问题，虽然长子桓陆年仅十七岁，但是考虑到古人结婚时间都很早，这个年龄也确实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
鉴于当前桓温的权威与威望，在整个东晋王朝里面可以说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当时的政治联姻极为常见，所以桓温也觉得应该为自己的儿子娶一位名门望族的大小姐才能门当户对，于是便跟公主一起商议，二人都觉得出身太原王氏的扬州刺史王坦之不管是家族门弟还是家风都是当时一流的，而正巧王坦之的女儿也到了适婚的年龄，于是便想为大儿子求娶王家女为妻。
于是，在一个明亮的月夜，桓温主动找到了王坦之，态度十分诚恳的请求把王家的小姐嫁到桓家去。
这个本来是美事一件，桓家长子跟王家女年龄相仿，而且桓家的权势又如日中天，但是奈何王坦之就是不敢当面答应，因为王坦之的父亲王述还健在，王坦之从小又是妈宝男，事事都听父亲的话，所以他便对桓温说他需要回去和父亲商量一下。
考虑到王述此刻还是朝廷里的尚书令，位高权重，桓温也觉得确实要跟老人家商议一下，所以也没有多想，谁知这一商量，却让桓温碰了一鼻子灰。
当时王坦之一回家之后，就立马奔到父亲的书房去见王述。王述自小就很疼爱自己的这个儿子，虽然王坦之都四十多年的中年人了，但是王述还是习惯性的把王坦之抱到了自己的膝盖上。
王坦之也像小的时候摸着王述的一把胡子说道：“父亲大人，大司马桓温想让我把女儿嫁给他儿子，跟咱结成儿女亲家，不知父亲大人意下如何？”
王述一听这个，气立即不打一处来，一把就把王坦之从膝盖上推下去，并大声的骂道：“你个不争气的东西！真恶心，你是变傻了还是吓傻了？你竟然怕上了桓温那家伙？”
“他的儿子也就是个兵，你怎么忍心让自己的女儿嫁给那样的货色？”
当时的桓家从地位上来说已经很高了，这一点从桓温的官职就可以看出来。但是桓温的祖父，父亲，尤其是老祖宗都不是什么高门望族，甚至一度沦落到了刑家。
所以尽管桓温的权势已经很大了，官职和爵位也很高了，但是当时的很多士大夫依然鄙视他们家族门第低微，因此王述才以这样的事情为耻。
王坦之见父亲如此生气，自然是知道此事是成不了了，但是却又抹不开面子，于是便托人捎话对桓温说道：“我们家的女儿已经许婚给别人了。”
“这也太他X的扯了吧，早怎么不说呢？”桓温不明所以，觉得王坦之这是在耍自己，于是便想去找王坦之理论，但是公主却明白这里面的事情，是个聪明人，于是便对来人简单的说“知道了”便打发走了他。
在来人走了后，公主才对桓温说出了实情，原来，王述这是瞧不起桓温的出身，桓温虽然现在权势滔天，但是家族史却不如王家。
王述的家族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的王泽，王泽曾任代郡太守、雁门太守、安东将军等职，他的儿子王昶在曹魏时期曾任骠骑大将军，司空，封爵京陵候，王昶的儿子王湛在西晋初年曾任尚书郎、太子中庶子、汝南内史等职，王湛的儿子叫王承，早年曾任东海太守，永嘉之乱后，辞官南渡江东，因清虚寡欲，善于清谈，重视要旨而不饰文辞，因此被推许为东晋初年第一名士，名气在王导、卫玠、周顗、庾亮等名臣名士之上，因此被誉为东晋第一名士，被封爵蓝田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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