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一看连陈留王都站出来求情了，便知道此事办的确实有点不得人心，若是继续坚持的话，有可能把满朝公卿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上，这显示不是桓温想要的，而且把皇帝逼的太急了也不太好，于是便叹了口气，决定放武陵王一马。
而桓温之所以对陈留王的意见这么在意，很大程度在于陈留王的身份，陈留王的始封王是曹魏最后一个皇帝曹奂，曹奂是魏武帝曹操之孙，燕王曹宇之子，初被封为常道乡公，魏帝高贵乡公曹髦被成济弑杀之后，司马昭与众臣商议，决定立曹奂为帝，奉魏明帝曹叡之祀，后来司马昭死后，其子司马炎篡夺魏国政权，魏国灭亡，曹奂被降封为陈留王。
陈留王虽然也是王，但是跟其他王不同，其他王都是皇亲宗室，因为宗亲血缘关系而被封的王，而陈留王则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政治传统——二王三恪制度而被封的王。
二王三恪起源于尧舜时期，具体成型于西周，属于五礼之中的宾礼，在每次改朝换代之际，新的统治者为了表示宽宏大度，同时也为了笼络前朝遗民，突显继承前朝统治的合法性，对于放弃政权的前朝统治者的后裔，往往要给予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特权。
这些人是不被视其为臣子的，而是称之为宾，意思就是他们在我们这里是客人，所以他们不需要履行臣子的职责，朝见天子时,这些人不用臣礼,而是宾礼。
比如尧死后，舜以尧的儿子丹朱为宾，称为虞宾，不视之为臣子。
舜死后，夏禹封丹朱于唐，封舜子商均于虞，皆不用臣礼，而用宾礼。
周武王灭亡商朝后，本着“灭人之国,不绝其祀”的原则，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为王，继续祭祀商朝宗庙，在武庚叛乱被诛之后，又封商纣王的兄长微子启在商朝的旧都商丘建立宋国，授予诸侯国五等爵位当中最高等的公爵，并特准其在领地里照行商朝之政，并用天子礼乐供奉商朝宗祀。
在加封商朝贵族的同时，周朝还加封黄帝的后裔为祝国之君，尧的后裔为蓟国之君，舜的后裔为陈国之君，夏朝的后裔为杞国之君。
上述封国中，黄帝的后裔封祝国、尧的后裔封蓟国被称为“二王”之制，虞舜后裔封陈国、夏朝后裔封杞国、商朝后裔封宋国被称为“三恪”之制，加起来合称“二王三恪” 制，至此，二王三恪制度最终成形。
这些封国都有各自的领土、户籍、军队和政府，周朝对他们的加封没有半点虚假，他们的生存时间也都很长，这些国家也都成了周朝忠实的诸侯，其中宋国的国君宋襄公为了拥戴周天子恢复周朝统治秩序，在与楚国的战争中受伤而亡。
由此看来，最初的“二王三恪”制是真诚的，也是成功的。
但是周朝以后，随着贵族精神的丧失，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二王三恪”制越来越虚假、越来越形式化，但还是顽强地沿续下来。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并没有执行“二王三恪”制度，他将早已名存实亡的周天子迁往陇西，废为庶人。对六国之君也尽数斩杀，由于不行“二王三恪”之制，且对六国之君过度残暴，陈胜吴广大起义后，六国贵族纷纷响应，导致秦朝的迅速败亡。
西汉建立后，吸取了秦朝不尊“二王三恪”制度的教训，重新恢复了“二王三恪”之制，但其含金量大大缩水。汉朝封周朝后裔姬嘉为周子南君，位比列侯，但是食邑仅三千户。由于孔子是商王后裔，所以封孔子后裔为殷绍嘉公，食邑一千六百七十户，供奉商朝宗祀，至于之前灭亡的六国和秦国，以绝后为理由，不再分封，只是确定了一些专门的守坟户，为各国祖陵守墓。
东汉光武帝时期，封孔子后裔孔安为宋公，封周朝后裔姬武为卫公，继续执行“二王三恪”制度。
曹魏代汉之后，曹丕对汉献帝行“二王三恪”制度，封汉献帝为山阳公，食邑一万户，位列所有诸侯王之上，立都城于浊鹿，向曹魏皇帝奏事不必称臣，接受皇帝的诏书可以不拜。在封地内仍行汉朝正朔，可用天子仪仗祭祀宗庙。
汉献帝退位后又活了14年，去世后“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葬”，由此可见曹魏政权对汉朝后裔还是挺厚道的。
西晋取代曹魏后，也继续执行“二王三恪”制度。除了继续承认曹魏册封的山阳公国的同时，又册封退位后的魏元帝曹奂为陈留王，食邑万户，立都城于邺城，可使用天子旌旗，行魏国正朔，上书不称臣，受诏不拜。封蜀汉末帝刘禅为安乐公，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封孙吴末帝孙皓为归命侯，赐田三十顷，岁给谷五千斛，钱五十万，绢五百匹，绵五百斤。
经过永嘉之乱，奉商朝正朔的宋公国、奉周朝正朔的卫公国、奉东汉正朔的山阳公国以奉蜀汉正朔的安乐公国先后被胡人所灭，陈留王一脉也不知所综，在司马睿重建晋朝之后，深感没有二王三恪制度无法彰显其合法的统治地位，于是便决定重封陈留王，可是由于曹奂无后，于是派便人寻找曹魏后裔，至到晋成帝年间，才找到自称是曹操玄孙的曹劢，于是曹劢便被封为新的陈留王，作为二王三恪制度的延续，曹劢死后又将王位传给了世子曹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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