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秉政的五年多时间里，凭着满腔的热忱与忠心，范仲淹对帝国进行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的改革。
当然，本质而言，范仲淹的种种政策措施，只是改良，只是匡正大汉帝国这艘巨轮航行过程中的偏向与谬误，而对帝国一些深层次的、根本的问题，却往往显得无力。
尤其是在涉及制度问题的时候，就更显困难，朝里朝外，会有无穷的麻烦与阻力，向他侵逼而来。同时，作为大汉帝国时代的精英官僚，范仲淹本身又是一个极其忠实的维护者、与巩固者，这也从根子上注定了他的挣扎。
事情做了很多，动作大大小小，但成效如何，只能说难孚众意。
但凡改革，本质上还是对资源的重新分配，而这注定会侵犯到帝国那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食利阶层的既得利益。而这，注定是会引来敌对与反抗的。
事实上，范仲淹在秉政之后，提出的改弊革弊理念以及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比之世祖、太宗乃至世宗时期的各项改革，不论是范围还是力度，都要弱上许多，在很多畛域甚至只是隔靴搔痒。
只不过，落实执行的难度，与遭遇的反对攻讦，也同样超乎想象。因此，在治国秉政日益艰难的日子里，范仲淹也时常思考一件事情，为何他提倡的东西，诸如吏治、法治、商法、盐务、土地、税务等方面的改革措施，都只是巩固延续祖宗之成法，结果却是群情反对，举步维艰。
要知道，范仲淹的治国思想与理念，堪称集世祖、太宗、世宗三朝之精华，他所推动的诸多政策措施，绝没有超脱既往三朝众多的改革的范畴，在影响与力度上，更难与之相提并论，哪怕是以谨慎、保守着称的世宗皇帝，都有不少突破性的创新。
比之他们，范仲淹干的事情，实无多少新意可言，很多政策，都只是老调重谈，甚至于，就是照搬祖宗之政。然而就是这样，也往往事与愿违。
于是，范仲淹秉政期间，大汉帝国朝堂上出现了最怪诞的一幕。“范党”高举“祖制”，欲匡扶帝国为政之失，改兴除弊，而“保守党”们，则同样高擎“宗法”，进行批判攻讦，势必要维护朝纲正统，祖宗成制。
而双方，都能在“三皇”之治中找到准确的、有力的法理依据，甚至于，都能从帝国卷帙浩繁的档案之中，找到旧日的诏文......
虽然，自世祖、太宗、康宗到世宗这四朝，有很多政策理念都是一以贯之，具备极强的延续性。但后继之君，在前代帝王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完善改制，也是平常且频繁的事，尤其在太宗时期。
以宗法驳祖制，这一套被帝国的权贵们玩得极溜，而每一场风波与争论，伴随着的，却是权力、地位与利益之争。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有百年沉淀的大汉帝国，不管争得如何头破血流，都还没有人胆敢打破既有之政治规则，权贵之间，基本的体面都还保留着，斗争都留有余地，处于一种理性、平衡的状态。
而这种状态，也已保持几十年了，便斗争激烈如康宗朝时，都是如此，这样近似于潜规则的约束，对帝国军政的稳定性来说，显然是具备极大积极意义的。
需要提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四十多年后的正统朝，朝野上下，不论是贵族官僚，还是文臣词客，他们对于太宗皇帝的评价，是越来越高的。
在文臣史官们的春秋之笔下，太宗皇帝刘旸的地位与历史评价，是呈逐渐上升的态势，到正统朝时，几与世祖皇帝相当了。
在世祖皇帝那辉煌功绩与成就加持的身躯上，是难免斑斑劣迹，但即便史笔如刀，也不是大汉帝国的这些文臣史官们，能够黑得动的。
于是，他们能想到减轻世祖皇帝“神圣性”的，便是另外树立一尊新神，而论德、论望、论功绩，太宗皇帝刘旸便被选中了。
当然，太宗皇帝也是当之无愧，他对大汉帝国的意义，是要放到历史高度来谈的。如果说世祖皇帝是帝国真正的奠基者，那么太宗皇帝的作用便是夯实筑基，正是有他在位期间不懈的匡政明法、改兴除弊，方有“雍熙之治”，方使大汉能够以一个强盛而平稳的姿态，走过帝国百年。
上承开宝，下启建隆。这便是历代帝国史家名臣们，总结而出对太宗皇帝的评价，并且在建隆时代也逐渐远去的正统朝，太宗皇帝在臣民（主要指帝国的权贵们）的心目中，帝国日益高企。
造成这样的结果，原因只有一个，除了太宗皇帝，他们没法再找出一人，来与世祖皇帝“打擂台”。
而对范仲淹来说，小到禁止官僚乘轿，中到盐铁整顿、茶糖专营，大到土地清丈，没有一件事能顺顺利利办下来的。
尤其是后者，进入正统时代后，帝国的土地兼并情况，又不可遏制地向前加快步伐了，伴随着的，却是地税的逐年减少，是相应税制措施的贻怠与失时、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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