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垂拱殿后，便将武德副使林特召来，责其安排调查，将剑南事故、潘佑之死彻查清楚。
过去的一年，武德使王玄真的精力主要放在对全国刑徒营的整顿上，许多地方都需要他亲自去坐镇弹压、指挥安排，而武德司的日常事务，则由林特这个副使主持着。
毫无疑问，这就是一场权力交接过渡的过程，林特就是刘旸选择接掌武德司的人。
林特可是根红苗正的东宫旧臣，就坊间传闻，林特的经历还是比较传奇的，当初刘旸从征平南，入金陵，时年12岁的林特便拿着自己写的文章请随侍的李昉指教，李昉颇奇之。
毕竟神童不少，他5岁识字，8岁属文的，李昉都见识过，但如此善于把握机会并主动求上进者，却实在不多。
后来，李昉将林特收入门下，待年纪稍长，又举荐给太子，作为东宫侍读，成功实现这华丽的转身。
而林特在东宫当值，一待就是二十多年，此前任太子少詹事，刘旸登基，自然水涨船高。能被安排去接任武德使，更是才干突出，并且足够信任。
雍熙元年的这个中秋末尾，朝廷上下都为潘佑之死牵动人心，当然更重要的是，围绕着剑南道布政使之职，一场明争暗斗已经展开。
毕竟，剑南道不只是剑南道，那可是西南五道的核心，辐射范围遍及整个西南，包括吐蕃地区。这个位置，值得所有权贵为之争抢。
但有个前提，潘佑之死需要一个结论，而得出结论的过程，也是一个斗争的过程。
然而，没有多久，一个更让朝廷震动，甚至让全天下震动的消息传来了，青城县发生叛乱，一个名为王小波的贼首率众举事，攻破州县，杀害官吏......
即便只是像江西丰城县那般的骚乱，出兵迅速平息，朝廷也得追责，但偏偏还不止于此，这是一场大骚乱，大叛乱。
初时，朝廷虽然重视，但更多停留在对剑南道军政的不满上，降诏严厉申饬，责令从事镇压，安抚百姓，恢复治安，这也算是日常操作。
事情后面的发展，大大出乎朝廷意料，军报纷来，急呈文武堂院，发生在剑南的乱事，愈演愈烈，等叛军祸连州县，连续攻破成都府周遭十余州县，众达十几余万之时，朝廷这边才真正意识道剑南的情况究竟有多严重。
赵匡义在与其子赵德崇的交谈中，甚至忍不住调侃，说有些人“玩脱了”。自乾佑平蜀以来，“繁荣稳定”地走过整个开宝时代的川蜀，再次迎来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动乱。
直接诱发的原因，当然是近几年频繁发生在川蜀的灾害了，尤其是雍熙元年的春旱，对川蜀小民而言，更是雪上加霜，田亩减产，甚至颗粒无收者都不乏。
但是，产出减少，日子照过，租税照收，小民生计，尤其是那些托身于权贵、豪绅之家的旁户，更是艰难。
一直以来，川蜀的税收，基本都是由于小农及旁户承担的，而占据主要生产资料的权贵、官僚、地主们，大多没有分担税赋，解民之困的觉悟，不过度地压榨都算有良心的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灾害反复袭来时，小农破产，无以为继，也就不足奇怪了。活不下去的时候，要么流离觅食，要么揭竿而起。
说到底，问题还是川蜀那尖锐到极点、深重的极点的土地矛盾上，尤其在地少人多的成都平原。不禁让人想起三十五年前平蜀后的那场变乱，只不过，那一次的直接诱因乃是人祸。
那一次，由于平蜀将士的胡作非为、大肆抄掠，对川蜀尤其是成都平原地区的生产经营、生产关系乃至社会结构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当然，也正因为那一次动乱，让孟蜀时代的遗毒被清除了很大一部分，虽然恢复起来耗费了不短的时间，但对于朝廷在川蜀建立起新的统治，事实上却是有利的。
只不过，三十五年的时间，足以产生沧海桑田般的变化，而这么多年下来，当初孟蜀存在的那些问题，在大汉帝国时代，仍旧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拥挤的成都平原上，土地兼并的情况日益深重，中下层士民小农的负担也越来越重，怨声不说载道，人心也几近沸腾了。
川蜀的地理环境，注定了这里的特殊风俗人情，复杂困难的交通致其闭塞，也让这里成为权贵、豪强滋生的温床，让这里的百姓更容易受到愚弄与剥削。
多年下来，当初入蜀的将士、功臣以及久任川蜀的官僚，在填补孟蜀权贵留下的权力空白的同时，也逐渐与本土的那些豪强们合流，共同形成了一个比孟蜀时期更为强大、也更为顽固的剥削阶级。
事实上，以国民的耐受程度，只要保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一个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再少些折腾，那么除了那些蛮乱，川蜀也很难出现什么大乱子。
但是，在大汉帝国的统治下，前两者能够保证，至于第三点，那可就真的太难了。要知道，川蜀平定之后，天下还未一统，还有东南、中南半壁未曾归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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