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平尧去了瀛京艺科大学，与张生洪夫妇大战一场，凯不凯旋没人知道，但乔增德看到了孙平尧的忠心。孙平尧不是狗皮膏药了，她成了乔增德的主心骨。
两口子像是受尽了委屈吃尽了亏一样，在家里做起了口述历史，其恩爱情状，更胜新婚。
乔增德的论文与着述照做不误，他甚至比当官的时候更勤奋，不能让瀛京艺科大学的那帮小人看了笑话去。他每发一篇文章，孙平尧就单独发给学生，让学生转发刷屏，众子弟也就齐齐转发起来。
然而乔增德在他的博言社交平台上却谦虚起来：“受瀛洲国着名文学研究学者、我的硕士论文指导、答辩外聘导师樊崇峻先生的影响，我半生做事一贯低调，不愿甚至讨厌张扬。这是我的导师樊崇峻那一代及我们这一代的修养人品，搁现在的瀛洲国算是过气了。现而今的学术圈需要大肆炒作自己，有些人有点成绩就怕外界和天下人不知道，不仅要在专业群不断转发，而且在同事群、友人群里各种转发。这样的风气，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对的。我也理解，能引起大家（其实是小家小团伙）的羡慕佩服，因而名声日隆，何乐而不为？但我无动于衷。瀛洲国上届教育台部人文社会科学大奖，整个瀛洲国高校都极其看重，我的一本书得到了本专业的着作二等奖。同期获奖的各位学者几乎都在专业群里报道了此事，群里一片祝贺之声。唯有我这样的老古董未将此事放到群里，因而业内业外许多人都不知道。当然，我理解，像我这样默默无闻淡然奉献的老古董，不懂江湖规矩，也不屑参与他们的江湖规矩，更不邀功、不炫耀，也有不好处。此不好处就是愈发被‘冷淡’、被遗忘。呵呵。就像鲁哥迅兄弟的东日国妻子制止孩子们与伯父鲁哥迅互动来往（没有孩子的鲁哥迅非常喜欢孩子）时说的话：叫他‘冷清死’。不过我依然无动于衷。我长在北国，学于南国，从小就在白长山上砍柴或采摘，我就喜欢‘寂静的山林’--人多的地方既无好货，也难收获。唵，我这天性，改不了，也不想改。不过，往大里说，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趟孤独的旅行。诚哉斯言！所以瀛洲国古之圣贤一向强调要‘独处’和‘慎独’。真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口若悬河惯了，一时没有学生可以当听众观众，乔增德的博言平台就成了力比多转移的主要阵地。乔增德发完自己的博言，一天扒拉着手机，收获着零星赞美。他凄凉地想：“人的知己不必多，两三子足矣。曲高所以和寡。”
“爱寂静”又“慎独”的乔增德的健忘症愈发厉害，他早就忘了王奇给他办的皇帝的新衣，忘了自己让刘青吾等学生为他拍照发宣传的命令，也忘了自己长了一双只爱听阿谀奉承的耳朵和滔滔不绝无尽自夸的嘴，更忘了他的教育部二等奖还有三十多页的抄袭。
乔增德只要想起他那教育台部二等奖的大作里有三十多页的抄袭，就不得不低调。上不了报道，还不能发发博言吗？伟大的成就想让别人知道，有一百种法子。
不行，心里有话不吐不快，乔增德又想起了刘青吾，他骑上自行车去了办公室。办公室不用白不用，等到所有退休手续办完，就不能再用了。
他一边往办公室走，一边趾高气昂地想：“哼，小门小户，还想发核心论文？一张用稿通知就糊弄住了，施以小恩小惠即可感激涕零。嘿嘿，她懂什么呀？我堂堂大教授，一个月就能有几篇核心论文，那都是别人求着我发。我还给你发论文看论文，我是你爹啊！”
官嘛是免了，但这当官的架子可不能倒。乔增德一进办公室的大楼，胸脯挺得比往常还用力，下巴比往常抬得还高，眼睛贼溜溜地停留在他遇到的每一个人身上。但凡谁没有毕恭毕敬格外热情，那就是落井下石的小人。
一进熟悉的办公室，乔增德又觉得倍感温存，毕竟，坐到这一把手的椅子上是那么舒坦。乔增德想着，为自己深谙中国的商鞅之术得意起来：“我有总----理之才！根本不会和这些井底之蛙一般见识。”
他拿起电话命令道：“刘青吾！到我办公室来！”
一句话，不就颠颠地来了吗？不光颠颠地来，还得捎上礼来！哎呀，跟我斗，你还嫩着呢！我收拾不了学校的那帮官更大的，他们都是同流合污，我是清者自清不屑和这些人争三瓜俩枣，跟个学生，哼，我还收拾不了个学生了？
刘青吾果然来了，带着新论文。
乔增德咧开嘴，像拿着糖哄小孩一样的语气问：“发表的论文拿到用稿通知，这下满意了吧？”
刘青吾心知肚明这不过是乔增德糊弄人的把戏，论文肯定是发不了的。从乔增德“指导”论文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一年。“发表”，是乔增德悬挂在学生面前永远够不到的胡萝卜。要想发表，只能自己想办法。
可是，做学生的不能拆穿他的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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