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警方的配合下调查名叫“郭伟光”的人。从户卡科调出的资料中，共查出了20多个人名叫郭伟光。为了确认与案件有关的那个郭伟光，将年龄、身高、体貌大致与郭伟光的相像的照片，连同林晓键的照片一并发回上海让杨正军、李某某辨认。经他们逐一查看后全部被否定；
根据案发时间（3月8日下午）专案组决定从广州抄录收集3月26日下午至30日飞往广东方向的全部旅客名单和照片资料。然后一方面对两地的乘客名单进行核对，从中找出同一姓名的人；另一方面也希望从中发现林晓健和郭伟光。结果，均无收获；
查对笔记。用林晓健的驾驶员登记表，与落款郭伟光的那纸收据进行笔迹检验，结果亦无收获。此外，请求澳门警方提供“00”手机号的信息。但由于这种运作程序复杂，需经过澳门大法官的签字同意方能进行，短时间难以实施，工作暂时停滞。
上述措施，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乃最佳的侦查途径。只要其中的某一方面有所突破，就会使侦查工作向纵深推进。但事与愿违在经过了大量工作以后，侦查线索被一条条阻断，案件的侦破暂时陷入了僵局。
专案组对前期的侦查工作再一次进行了分析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前期的侦查工作思路是正确的，侦查重点放在广州方向也无不妥。但广州方面的侦查工作除了委托澳门警方提供手机号码尚须等待外，其他方面已无继续工作的线索；上海方面的工作尚有潜力可挖。
因为：第一，在对广州某银行的调查过程中，曾发现上海有八笔款项的汇款人为林晓健的户名帐号，所以应查清这八笔款项的汇款人，以便从中获取与案件有关的线索；
第二，在案件发生以后不久，犯罪嫌疑人曾给裕顺房地产经营公司打电话，问那个“肥婆(指被害人周海琴）怎么样了？”接电话的保姆崔某某回答说：“已经死了”。因此还应到电信局查清当时的主叫机号码。
侦查人员经过大量工作将所有汇款人逐一找到，但是，他们的汇款账号虽然是同一个，而收款人却不是同一个人。当然，这些收款人的电话号码也就不同了。这说明澳门赌场的放款人是由多人组成的一个集团。本案中出现的梁某某只是其中之一。
经到上海电信局查询，由于他们没有设置被叫电话查询主叫电话的程序，因而侦查人员提出的查询要求无法进行。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侦破工作仍没有突破性进展。此时，经与澳门司法部门反复交涉，澳门方面终将00通话的详细信息传给了专案组。但由于澳门提供的手机信息只可以查询打出情况而没有打入人的号码，这就仍复难以发现作案人。
经对信息逐条梳理，又发现该手机在案发前后曾与广州地区41个手机频繁通话。专案组决定再赴广州，对这41个手机逐一调查。
经查发现其中一个号码为的手机（以下称一号手机）于3月25日至3月29日在上海漫游。通过这个手机又发现了另外三个号码为：（以下称二号手机）、（以下称三号手机）、（以下称四号手机）的手机。这四个手机相互联系频繁，且都是在3月25日至3月29日期间在上海漫游。
侦查人员紧紧抓住这一线索，一方面通过购机登记表查清机主；另一方面调查这四个手机在上海的使用情况。
此外，由于一号手机曾于3月25日至3月29日期间与西安和北京有过联系，专案组又派人赶到西安、北京调查被叫机主的情况。经查这些被叫机主在发案时段内并未离开过当地，其手机也未曾在上海漫游，将设法拿到的他们的照片带回辨认，从多方面否定了他们作案的可能性。在广州调查四个手机机主时，发现这些机主登记时使用的都是假姓名，这就使得调查工作-时难以继续。
后调查他们在上海的漫游情况，又发现了多个被叫机号。而这些被叫机号要么是假名字、要么登记的是假地址。调查工作面临重重阻力。但侦查人员没有灰心气馁，继续顽强地战斗。又经过了大量工作，终于发现西藏中路的李某某，在发案时段内二号和三号手机均与他联系过，专案组遂将他列为工作重点对象。充分发挥技侦的优势，在手机信息上大做“文章”。
经反复工作，查实3月28日在沪作案的人当中，一个名叫曾继军、一名王效中。专案组立即通过广州市公安局出人境管理处获取了工效中、曾继军两人照片，经周海琴儿子陈谋辨认，指认两人都是“3·28”行凶案犯。
与此同时，专案组又使用科技手段测定曾继军使用的2号3号手机正在北京活动。至此侦查工作有了重大突破。
专案组经过辗转广州、北京、西安、上海等地做了大量工作后，又一次赶赴北京。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支持配合下，通过北京市饭店管理处联网信息系统，很快查明曾继军等人于6月25日至7月8日曾住宿“西苑宾馆”，专案组根据服务台住宿旅客登记资料，很快查明与曾继军一起住宿的还有张其进、刘志坚、陈伯生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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