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的塔巴里斯坦，寒意裹挟着里海南岸的湿风，自海湾深处呼啸而来，裹带着咸腥的海雾与遥远山林的松脂清香，在荒凉的平原上恣意肆虐。雪花如灰烬般零星飘落，在冻硬的泥地上堆起薄薄一层，映照着天穹中铅云低垂的灰光。空气中弥漫着柴火的焦烟、发酵的羊粪气与沿岸晾晒干鱼的腥味，那是阿莫勒冬日常有的混合气息，粗粝、现实、令人窒息却又熟悉。
阿莫勒城倚山而筑，静卧于波斯北方苍翠密林的怀抱之中。城墙由风蚀的泥砖与粗砺石块层层垒砌，裂痕纵横，藤蔓攀附，如岁月在肌肤上留下的伤痕。几座方塔残破依稀，断垣间可见昔日的箭孔与城垛，其中最高的一座塔楼之巅，仍高悬着巴文德王朝的旗帜——绿底金狮，昂首咆哮，在晨风中猎猎作响，威仪未减。那金狮图腾，是自诩萨珊波斯皇族血统的巴文德君主世代沿袭的象征，承载着古老帝国正统的余晖与早已稀薄的荣光。这座城市，历经阿拉伯征服与塞尔柱扩张，始终未曾屈服，像山间嵌入岩石的苔藓般顽强。在伊朗高原逐渐碎裂的版图中，这个似是而非的军阀小政权，仍以“波斯”的名义倔强地延续，坚守着一段注定沉没的历史。
然而，这片土地正处在静默的更迭之中。昔日香火鼎盛的拜火教神庙，如今早已门庭冷落，断壁残垣间仅存几座被风蚀雨洗的祭坛，香灰冷却，圣火熄灭，唯有少数顽固的信徒仍虔诚地在灰白神台前俯首默祷。更多的火神殿则被改作新兴的十二伊玛目派天方寺，圆穹之上新筑尖塔，五时召礼的穆安津之声划破晨昏，悠远回荡在城墙之内外。大街小巷中，披着羊毛长袍的什叶派教士在冰风中高声宣讲，所引的并非征服者的剑锋，而是这里的王族本身的皈依与归顺。
阿莫勒城门外，冬风呼啸，雾霭低垂。巴文德王国的巡逻骑兵偶尔驰过，身披链甲，披风猎猎，眼神如鹰隼般锐利。长矛在晨曦中泛着寒光，他们目光在一切可疑者身上盘旋停驻，毫不掩饰对这些“异乡来客”的敌意与警觉——十字军东征的阴影尚未褪去，西方人的足迹在整个中东都被视为动乱的前兆，间谍、异教徒、叛徒的名目随时可将一支队伍送入囹圄。
李腾引导着迁徙队伍从托尔托萨出发，行旅近一年，终于抵达里海南岸。他们避开了塞尔柱帝国的权力中枢，绕行高原、山麓与干涸的盐湖边缘，远离那些被天方教教士严密控制的驿路与商道。沿途，他们面对的不是战阵，而是冷漠与排斥——比战阵更消磨意志。
在边疆的集市与哨所，教士们高举《天方经》，要求“异教徒旅人”缴纳恰法税（ziāfa），只有金币才能换得片刻安宁与短暂通行。若无钱，则须佩戴羞辱性的标记：黄布条绑臂，铁环挂颈——像牲畜的铃铛，也像对信仰的不赦标记。孩子们指指点点，叫喊“十字狗”；石块与唾液从街角飞来，砸在车篷与行囊上，溅起尘埃与愤怒。
希伯来移民因方言腔调与穿着的亚麻长袍，常被误认为与十字军串通一气，遭到暴民围堵，甚至殴打。吉普赛人则更不受待见——他们被视为流浪之灾，无法掌控的边缘群体，塞尔柱地方官员担忧这类难民一旦成群聚居，会形成新的不安定因子，动摇边疆秩序，于是命令驱离、没收驮物，甚至焚毁临时营地以警示他人。
这支迁徙队伍来自拜占庭与十字军交错控制的土地，身份敏感、路径复杂，更加引人疑忌。曾有一次，塞尔柱巡骑在荒野中将他们拦下，当众搜查马车、掀翻帐篷，用土耳其语与波斯语混杂咆哮：“你们这些西方的狗，是十字军的耳目，还是罗马的叛徒？滚出真神的疆土！”
为了避开无休止的盘查和勒索，他们只能不断更改路线，绕行人迹罕至的山隘与戈壁。寒夜里，雪粒如刃，风如锥，孩子啼哭不止，骆驼在陡坡上仆倒、喘息至死，男人们咬牙拉车，女人裹着破毯走在冰霜中，整个队伍像惊弓之鸟般缩在命运的阴影下，一步步踉跄东行，只为寻找一块容身的土地。
如今，在阿莫勒城外那片空旷的冻土坡地上，迁徙的队伍终于暂时停下脚步，像一群风雪中濒临力竭的候鸟，瑟缩在这座陌生城邦的边缘。灰蒙的天空低垂，雪片稀稀落落地飘洒，冷风挟裹着咸湿的海气与城墙鸦声，呼啸而来，仿佛要将人从骨缝里掏空。帐篷尚未搭起，身影在寒风中踉跄，呼吸间尽是冷铁般的苦味。
希伯来移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小心翼翼地走向收税的本地官吏——一个肥壮臃肿、狐皮斗篷裹身的中年人，五官松弛，鼻翼外翻，眼睛几乎被脂肪挤成一条缝。他坐在一张矮凳上，咧着一张油腻的笑脸，像一条被晒得发亮的咸鱼。他懒洋洋地伸出手，粗壮的手指一枚一枚捻过金币，发出轻微的金属摩擦声，嗅着那股冰冷的铜臭，咕哝道：“异乡人，看你们这么老实顺从的份上，我们刚皈依的真神……或许会大发慈悲。”他抬起眼皮瞥了一眼众人，语气倨傲地拖长，“听好了——别惹事，别乱走，帐篷扎紧点。等冰雪一化，就该从我们这里滚出去，听明白了吗？”说完，官吏咂咂嘴，拍了拍狐裘上的雪屑，踱步离开，斗篷在风中摇曳。那副样子，仿佛这一笔零碎税金只是他无聊冬日里的小调剂，转身便可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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