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输人不输阵的心理素质孙立恩还是有的。在宁远医学院学了五年顺利毕业的人，哪个不是书山题海里来回趟的狠角色？哪怕觉得自己没有足够时间复习，孙立恩也得把高昂的斗志和年轻医生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摆出来晒晒。
“行了行了，别撅着了。”刘堂春对孙立恩一脸坚毅的表情表示了不屑，“把你叫来呢，主要是安排一下你入学之后的事情。现在虽然才12月，但是要等六月进组就有点晚了。我和周军商量了一下，从明天开始，你就到课题组去报道。”
“明天就去？”孙立恩有些楞，“可是值班……”
“这是给你小子开的特例。”刘堂春一脸严肃道，“反正抢救室你一时半会回不去了。就算每天出急诊门诊，没有处方权也不方便——周军总不能为了给你签字天天在医院里泡着吧？”
又是处方权的事儿。孙立恩叹了口气，没有处方权，要给患者做什么紧急处理都得先找个上级医生来监督。要开个药都得先去找人签字。这不光是麻烦的问题了——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又来不及找上级医生，孙立恩就得冒着无证行医的风险去救人。往大了说，这都算的上刑事犯罪了。
“明天开始，医务处会把你和周军的排班表调成一样的。”刘堂春安排道，“你就当他的小跟屁虫好了。他来医院你也跟着来，他去学院的时候你也跟着一起去。平时用他的处方权，在学院里就老老实实跟着他先熟悉课题组——不许偷懒啊！”刘堂春严肃道，“你研二的时候我就回来了，到时候我要是发现你小子基础不牢，那你就等着挨收拾吧！”
医学院里的这群老东西们各个都是封建家长制作风，让你往东就绝对不许你往西。哪怕在脑子里想想都不行。虽说这样很容易造成学生和导师之间的矛盾，同时还容易产生“扼制学术创新”的问题。但如果双方关系一开始就比较融洽，比如像刘堂春和孙立恩这样，封建家长作风就未必见得会是什么坏事。一个尽心尽力什么都会照顾，而另一个感恩戴德对安排照单全收。
所以说，有时候角度稍微变化一下，坏事也许就会变成一件好事。而有时候，好事发生在不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往往会引起一堆坏事。
比如正在昏迷中的杨建强，免疫系统重新恢复正常运转，导致的结果是他可能会丢掉性命。
“脑部水肿区进展很快，已经开始出现积脓现象了。”周军拿着二十分钟前刚刚重拍的CT图片，面色极为严峻。
免疫系统不是可以拿在小朋友手上随便推来推去的玩具车。这一系统的启动和停止，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哪怕已经增加了激素用量，但杨建强的免疫系统仍然再继续增强中。距离免疫高峰期大概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而在那之后，激素才能把他的免疫系统重新抑制回到一个比较低的状态。
然而这也就意味着，杨建强的免疫反应还将会继续增强一些。以目前CT图片来看，那八个水肿区中已经有四个产生了积脓。虽然现在脓液的量还不算很大，但照着这个速度下去，在他的免疫系统被抑制下来之前，颅内的脓液就会对他的大脑造成极大压力，中线移位或者脑疝都是极有可能的。极端一点，甚至可能会出现诸如脑白质裂伤之类的问题。
而这还不算其他潜藏在各个器官中的感染。周军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杨建强，又叹了口气。
尽管PRC的证据还没有出来，但看着这些症状，周军也认同了孙立恩的看法。这的确是一例少见的弓形虫感染患者，而且很明显被感染的器官不只是脑部而已——这是个全身感染的病例。
弓形虫脑病本身其实预后还算不错，只要能及时使用磺胺嘧啶和乙胺嘧啶进行针对治疗，大部分患者都可以平安出院。但前提条件是，脓肿只有一个，而且发病时就已经基本稳定了下来，同时没有其他器官感染弓形虫。
八个水肿区里有四个脓肿，其他器官的感染情况暂不明确。这两条加在一起，杨建强的生存几率就从之前的大约70%一路下滑，至于他究竟能有几分机会……周军最乐观的预计在大概10%左右。
九死一生，这还是最乐观的估计。并不是周军性格偏向保守所以低估了这个概率，实际上，10%这个数据，是在院内多科室联合会诊后得出的一个结论。
“很麻烦。”ICU的医生首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生命体征是否稳定，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支持手段。就算上了ECMO，维持住了他的心肺功能甚至肝肾功能，但如果不能解决脑脓肿，撤了设备这个人还是得死。把情况拖住没问题，这个我们擅长，但是有没有拖的必要？”
柳平川代表神经外科也参与了会诊，他的态度比较积极，“可以通过取样针抽取的方法，抽出积脓，缓解颅内压力。做手术的把握我们有，但是麻烦就麻烦在术中损伤。而且，这个位置……”他用激光笔指了指投影仪上靠近颅底部分的区域，“这里没办法入手，术中风险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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