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斐问道：“蔓蔓姐，看不出您有这么多的感悟……不知道您当初是怎么选择作为一个器官协调员的？”
王晴蔓看了看文斐，微微一笑。
文斐怕自己问的对方不想回答，马上接口道：“蔓蔓姐，这个问题不算唐突吧？如果有什么不方便回答的，您可以不回答的。”
王晴蔓微微摇了摇头，说道：“不是的，这个问题特别多见，并不是不能回答的问题，只是我觉得记者都喜欢问的问题，回答起来有点无聊。这个问题没什么不能回答的，实际上答案大概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原因很简单，我原来在地方医院做大夫的，为了孩子上学照顾孩子，到了省城，大医院不好进你们也是知道的，托了很多关系，最后说省城医院招器官协调员，隶属红会，收入不高，但该有的保险都有，当时什么都不懂，就硬着头皮进了培训班。”
王晴蔓拿出了挂在手腕上的保温杯，打开瓶盖喝了一口，似乎在想着些什么，接着说道：“当时一起报名的有三四十人，最后坚持下来的也就三分之一……怎么说呢，我当时能顺利拿下证书，真的不是有什么信仰，只是那几乎是我最后一条路了。所以啊，开始干这个事情时，我也只是因为它是一份还过得去的工作……”
文斐和江大同点点头。虽然每个人的选择都有理由，但多数理由都是平凡而简单的。作为记者总是想从故事中发现闪光点，然后再高光显示，然而真实而质朴的却是人生的主旋律。或许这不是吸引观众眼球的爆点，但是它却是实际生活中每分每秒中出现的事情。
文斐接着问道：“后来呢？听说您做这个工作时间也不短了，现在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蔓蔓姐倒是非常坦诚，她继续说道：“我以前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现在是一个器官协调员，最初的时候医生的角色让我总是会不自觉的说一些有点显得功利主义的话，就好比说，‘你看，您儿子确实没有苏醒的迹象了，与其耗费巨资毫无收效，倒不如让他的器官在别人身体里继续发挥作用’这类话。这话有时候有用，有时候真的会被骂的很惨。我记得有一次我凌晨三点劝一个骑摩托的车祸男孩父亲，就被狠狠的怼过来了。”
“他当时怎么说的？”文斐问道。
“他说，‘你先把你儿子的器官捐了再来让我捐。’当时我真的很愤怒了，我相信当时我的脸色一定非常非常难看。中国有句古话‘罪人不孥’，他这样说我，如果是以前我真的拍桌子了，然而，那一次我压了下来，事后我仔细想想，两件事我没有做好，第一，当时的时间我很疲惫，所以语气可能并不是那么好，第二，我那句话很有可能被他理解成为，在我眼中他儿子已经变成了别人用来治病的工具。从这件事上来看，我的确没有做到和家属共情，”蔓蔓姐看了看两人，苦笑着说道：“你们可能以为做器官协调员不过是动动嘴，跑跑腿的事情，其实要用到的知识多着呢。很多时候，我要扮演很多很多角色，有时候可能是个医生，帮他们解读检验表上那一个个指标的具体含义，有时候可能是个心理咨询师，帮他们接受现实，有时候甚至可能连人都不是，只是哪个在病人体内尚在跳动的心脏……”
“你不是说你不是劝人捐赠么？”江大同问道。
“是啊，我们的工作不是劝人捐赠，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是让他们了解到所有选择的可能性，同时也希望他们根据自己及家人的承受能力作出最好的选择。”
“您认为捐赠是最好的选择么？”江大同追问道。
“我认为分情况！如果捐赠者条件不允许，即使他本人及家人都支持器官捐赠，我们也不可能接受，又或者说本人和某几个家人同意，另外某个家人强烈反对，弄不好会引发家庭矛盾的，我们也不会去做工作，或者说本来已经在做工作后来发现实在无法协调的，我们也会适时终止。具体执行起来有很多限制条件，同时也受到各种阻力，因此我们的成功率最多也不过三成。”
“那你觉得罗侃……就是罗医生作出这样的选择是最好的么？据我所知，她甚至曾经签署过放弃插管的那个声明，虽然最终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执行，但是她自己本人是希望可以‘尊严死’的。您说，这真的是她的本意么？”
“哦？她真是这么做的？我不得不说如果她本人真的做了，我真的很敬佩她，作为一个做了十五年医生的我都不敢说我一定会放弃呼吸机，虽然每个看到过呼吸机被从病人身体里拔除的样子的人，都会觉得那真的很残忍，但是敢于直接拒绝的人，真的，像她那么年轻的，我没有遇见过。”蔓蔓姐叹了口气接着说道，“唉，可惜了！这样一个女孩儿我竟然是通过这件事认识她，她也真是一个活的很明白的人啊！听说她是血研所的医生？！真的是非常优秀了，也许这样的人活的更通透吧！或许在她看来与其苟且的活着，不如有尊严的死去。如果是我本人，我可能会跟她做同样的选择，可是我有家人，有时候一旦有了家庭，很多事就变得身不由己了，那时候，很多事就不再是能做得了主的了。唉……她还那么年轻。”
江大同还想再问下去，这时候王晴蔓的手机响了，接完电话，蔓蔓姐跟两个人说道：“二位，我得去见志愿者的家人了，志愿者本人是胶质瘤晚期，主动提的捐献，家人也是相对支持的，是她本人签署的意向书。如果你们还有兴趣，我帮你们问问是否可以采访？”
文斐对此很感兴趣，于是王晴蔓给家属打了个电话，对方倒是没有拒绝文斐想要见面的要求，但是委婉的谢绝了采访。理由很简单，不希望孩子的决定被报道，从而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父母希望孩子最终能在尽可能平静的环境中离去。
文斐和王晴蔓沟通后，以红会志愿者的身份来看望这个刚刚成年的小姑娘，并且不做采访，不发有关当事人的新闻稿。很快志愿者和父母便同意了这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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