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宁愿毁家纾难地对反对派人士痛下杀手，就算“不过了”也要让德国搞个水清鱼白。很多人明确表示支持，并对那些锒铛入狱的人极为愤慨。奇怪的是，表示反对的声音虽然也有不少，却都禁若寒蝉，一同把嘴闭严实了。
这次由格勒纳亲自指挥的抓捕行动持续时间不长，动作极其迅速精准，社会反响也不大。但是，由于媒体的逐步介入，仍然引起了小小的轰动，甚至于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件大事的后续报道。
西班牙人有着传统的好奇心，虽然战争让他们有家难归，甚至每时每刻都可能面对死亡，但他们仍然十分留意来自德国的传闻。
新闻评论家认为这宗爆炸性的事件几乎是自1914年世界大战结束后最震撼人心的一则消息，因为这几乎完全暴露了埃里克主导下的德意志联邦民主政府并没有世人想象中的那么好。
德国民众普遍关心政治，同时也有着极其敏感的政治神经，但对于这起突发事件，他们已经失去了最初的判断能力，只有那些有亲人被抓的家属们一直在对格勒纳的胡作非为谩骂不绝。
接下来连续数天的审讯，联邦大法官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媒体：这些人里通国外、妄图颠覆德意志联邦的罪名已经成立。消息一经传出，几乎所有人都开始盛赞国家的英明决策，并以此证明了格勒纳本人在工作上的超凡能力。
人们不禁又把矛头转向了被抓捕的人和他们的家属，甚至朝他们家的窗子扔石头。但是，随后不久，埃里克下达了“一人犯罪不能诛连九族的通告”，劝导德国民众不要对犯罪嫌疑人的家属进行人身伤害与岐视。一时间，埃里克的高风亮节与非凡气度让广大民众交口称赞，更是让那些“罪犯”家属们感激涕零。
不久，主犯5531人被国民警卫队全部转移到了柏林北部的大型监狱，其余“从犯”则在各自州政府和国民警卫队员的监督下，由本地检察官向司法部门提起公诉。同时，由格勒纳选派的工作人员全程予以监督。
由于审判程序错综复杂，全国第一次提审的犯人还不到一百，为了提高司法审判效率，民事案件不得不统统靠边、排到“政治事件”之后办理。但是坊间的传闻已经铺天盖地，各种小道消息让人扑朔迷离，让政府与司法部门真正地感受了什么叫人言可畏。
好在媒体第一时间出来灭火，并沿引检察机关的有力佐证，充分反映了这些被抓的人都是罪有应得，而且证据确凿。
传言之可怕，格勒纳的感受最有体会，连日来，他的心虚已经开始迫使他产生救赎狂想症，并希望这只是一场恶梦。置身事外的人们也许比当事人更想了解事实的真相，正因为他们无法参与其中，就会对任何消息来源表示接纳，并变形走样地传播。
相比之下，埃里克的心情比格勒纳稍微好一点，但民众的无端揣测往往是社会不安定的诱因。德国民众人人都有权力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并质疑国家的行为，因此，部份言论也会隐隐约约地触动埃里克此时心虚的神经。
杀敌于无形是埃里克惯用的手法，联情局地下工作人员早年在法国的游说与鼓动，成功地扰乱了法国当局向莱茵河增兵的计划，破解了德国西线的危险局势，埃里克不会不记得。眼下，本国的民众对这起“政治事件”议论纷纷，虽然并没有直接伤及自己的执政地位，但至少会影响办案人员的判断力，这才是埃里克最为担心的。
一日三问成了埃里克每天的必修课，他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民众一个交待。实际上，格勒纳更为着急，一连数日亲临第一线，有时候还对案件进行亲自审定。司法部门明知这样不符合联邦法律程序，但也无可奈何。现在谁掌握了国家权力谁就是“公平公正”的法律，而真正的法律却不得不向权力让步。
好在媒体并没有进入一线审判机关，否则，哪一宗案子都很难正常进行下去。于是，办案人员自行研制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审理办法，也就是适当地采取了一点点非理性的刑讯逼供，使定案的速度相应地成倍提高。
格勒纳对此视而不见，甚至暗中大加赞赏，如此一来，所谓公平公正也就无足轻重了。
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总统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都一直没有在媒体面前出现过，这让民众都觉得非常奇怪。麦克斯因为几次都没有找到埃里克，也只好愤愤地离开柏林、回了自己的老宅子符腾堡。
11月下旬的一个上午，安娜塔终于首先露面了，在汉莎宫前面的大片人工草地上，近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和柏林当地士绅聚在一起，等待聆听联邦总统埃里克·艾德里安的讲话。
九时十分的时候，埃里克在各级官员的陪同下从汉莎宫大步走了出来，首先向到场的记者和市民们深深鞠了一躬。
“尊敬的先生们、女士们、朋友们：很久没有用这种方式与你们见面了，你们好啊！我多么想有一个愉快的心情面对大家，但是，非常遗憾，此时此刻，我的心情也和你们一样，十分沉重，甚至痛心疾首，因为我的失职和关心不够，联邦国家出现了几只迷途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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