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现场的形势似乎偏向于徐渭那一边，许多士子都赞同他的观点，叫好喝彩起来，范耀皱着眉头，沉声道：“徐兄这话，未免有失偏颇。”
“天下商贾千千万万，但并不是所有商人都这般见利忘义，不忠不孝的！自古以来，商贾就被贴上了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标签。在下窃以为大缪！”
范耀拍着自己的胸膛说道：“义商当不在少数。别的不说，大魏几次对外大战，还有这些年各地出现的种种灾情，朝廷向民间募捐，捐钱最多的是朝廷的官员吗？是士族吗？是农民吗？不！是商人！哪一次不是你所轻贱的商人捐的钱最多？”
徐渭眯着眼睛道：“范兄，你说这话就有点强词夺理了。正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商人们在民间赚了这么多钱，理应将一些钱回馈给民间。”
“徐兄所言，在下完全不敢苟同！”
范耀昂着头，掷地有声地道：“什么叫做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商贾的能力很大吗？朝野上下，能力最大的是皇帝陛下，是那些肉食者（官员），是那些富甲一方的士族！你能说他们的能力不大吗？商人们能从民间赚钱，士族不也是能从民间赚钱吗？为什么他们一毛不拔？或者捐了这么少的钱？”
“士族的钱，和商人的钱是不一样的。”
“有什么不一样？”范耀怒道：“士族的钱是钱，商人的钱就不是钱了吗？士族的钱来自于朝廷的俸禄，来自于田地的收入，商人的钱取自民间，但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打拼而来的，难道商人的钱就是脏的吗？徐渭，你这是在歧视商贾！”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看着越来越激动的范耀，徐渭摇摇头说道：“我承认，我早年也做过织席贩履的行业，那是生计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但我全然没有轻视商贾的意思。但是范兄，在下想要表达的观点是这样的。商人重利而不重义，趋利避害，而农民扎根于土地。”
“我华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耕大国，人人耕作，方有所得。若是重商而轻农，那是舍本逐末，本末倒置之举，在下无法苟同。换言之，倘若哪一日，永嘉之乱再现，能留在这片土地上抵御胡虏的，几乎都是农民，而商贾则是早就跑了！所以说农业是国本，不可动摇！”
范耀闻言，低着头说道：“徐兄，我也承认大多数的商贾在那一日会逃跑的。但也有一些商人不会。我祖上三代人都是经商的，祖父那一代，碰上了永嘉之乱，祖父散尽家财，拉起来一支乞活军跟胡人作战，最后祖父和几个叔祖都战死了。到我父亲的那一代还在经商。商人是贱业，这我知道，适逢陛下开科，不计出身招纳寒门子弟入学，所以父亲才会不遗余力地供我读书。”
“但天下没有商人那不乱了吗？国家打仗需要钱，国家赈灾需要钱，国家搞工程需要钱，方方面面都是要钱的。钱粮并重，农商共举不好吗？为什么要有高低贵贱之分？”
重农抑商的思想自古以来就是有的。
自春秋以来，儒家、道家、法家各学派在重视农业、轻视工商业方面也往往并无多大分歧。
如孟子劝说梁惠王“不违农时”，但却斥商人是“贱丈夫”。李悝辅佐魏国所采取的政策，是“尽地力之教”和“禁技巧”，即发展农业，抑止手工业。商鞅变法，对努力耕织者免除徭役，对从事工商而贫者，则沦为奴隶。
荀况认为“工商众则国贫”，韩非则首称农为“本”，工商为“末”，把工商之民视为社会一害，称作“五蠹”之一。
重本轻末的思想也由此形成。
范耀又转过身，向着辩论台下面的千余名士子，愤愤不平地道：“诸位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之人，应该有是非曲直之观念。历朝历代的治世，都是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但发展的何止农桑？”
“昔日战国时商鞅变法，其变法规定，凡是努力从事农耕，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免除徭役，作为奖励，禁止弃农经商。而凡是弃农经商或懒惰而贫穷的人，要罚做奴隶。”
“但今时不同往日，秦国是一个虎狼之国，其国人只知耕战，所以非是治世，现在天下不平，大魏尚且可以重农抑商，全力耕战，但是边患已经平定了，大魏正在迎来一个治世，乃至于前所未有的盛世！农与商，好比鹰之双翅，无一而不可飞也！”
“好！”
“彩！”
围观的士子也为范耀叫好喝彩起来。
徐渭亦是点了点头说道：“范兄高见，我不如也。”
在观台上，秦牧笑着对冉闵说道：“陛下，看来是范耀胜了。”
“好一个鹰之双翅，无一而不可飞也！看来这范耀与徐渭，都是了不得的人物啊。”冉闵微微颔首道。
“阿英，你觉得这二人，谁的辩才更厉害一些？”
冉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自然是这范耀。”
“不。”冉闵摇摇头说道：“朕看，应该是徐渭略胜一筹。阿英啊，凡事不能只看表面，你有没有发现，徐渭自始至终，都是这般从容淡定的？他是在循循善诱这个范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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