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小飞来凿我房门的时候，我还没起床。
推开在身上暖了一夜的羽绒被，我挽着松松垮垮的发髻去开门。
“姐！你听说了没有？”他一点不客气地滚了进来，差点踹翻我桌上隔夜的泡面。
我说我是新闻人，长着耳朵就是用来听说的，你指的哪件事？
“就你上回报道的那个。高中女生坐台啤酒妹的。还记得么？”
我一边刷牙一边想，好像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当时吵得是口水满天飞，整个公众舆论分为两派。
直接导致我们报社的公众号关注度提升了百分之二十，为此领导给我发了一笔奖金，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台崭新的专业照相机挂在我弟弟的脖子上！
我扎了个马尾走出来，我说我记得啊。这种事么，就跟花边消费品一样，很快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茶余饭后街头巷尾。
“恩，记得，你提这个干嘛？”
“当事者昨晚自杀了。”汪小飞眨眨滴溜溜的小眼睛，话一出口，我手里的乳液直接挤出了大半管。
“你说什么？”
“就那个十五岁的女孩啊，昨晚在家割腕自杀。不过没什么大碍，救过来了。”汪小飞表示，人可以选择一万种死法，但割腕的死亡率一向不高。
首先疼痛感会让很多人在下刀的一瞬间望而却步，其次……大多数人会本能地沿着那条最清晰的绿色血管去割，其实那条是静脉，动脉是紫红色的。
我轻轻哦了一声，返回洗手间去收拾残局。
那起报道的确是我一手负责的。自认为是本年度最让我满意的一件case。
事发当天我们报社接到通知，说在南山大街的KtV发生酒醉斗殴的伤人事件。我当然是第一时间就赶了过去。
主管常常教育我们，真正称职的新闻人不仅要做到会听会跑，还要有一双火眼金睛，得以发现事件下面更深层次的问题。来播求大众的关注。
于是那一天。在各个同行记者都蜂拥着去挤行凶者受害人以及高效率的警察叔叔时。唯我独树一帜，发现了后台那一双怯生生的眼睛。
我凭直觉断定，那个卖啤酒的小妹应该是没成年的。
就这样，我把一篇平淡无奇的治安新闻硬生生地挖出了人性新高度——
我们调查了小姑娘的家庭背景，知道她是本市一所高校的高一学生，父亲入狱母亲残疾，还要照顾眼盲的奶奶和年幼的弟弟。哎呀，整个一本苦菜花奋斗史。
接下来，我们号召学校给她减免学费。号召社会为她捐款，就连我自己，都拿出微薄的一点积蓄聊表心意……
个不识好歹的丫头片子，居然还轻生。
“姐，”小飞溜到厨房捅我：“你说我们是不是做错了？”
我正在用刀片火腿呢，被他幽灵似的一击一阳指，直接切了手。
“错个屁！”我烦躁地吼了他一声：“我是记者，记者的职责就是揭露社会中各类现象如实报道。我……我是在帮她！”
“可她毕竟只有十五岁，这样如潮般的关注度——”
“我十五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半工半读地养活你了！人生本来就很艰难，你弱你有理么！”我把刀往砧板上一拍，气呼呼地跑进我那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卧室。
我说汪小飞，我们也要谋生，我们也要吃饭。我又没有伤天害理，忏悔个蛋啊！
“走了！今天主管还找我有要事谈。”
把汪小飞锁在房间里给我收拾屋子，我一个人挤上了寒冬的公交车。
我叫汪甜玉，今年三十岁。自从五年前跟我相恋一整个大学的前男友上了富家女的跑车，我一直单着身。
我是个孤儿，有个小七岁的弟弟。
八岁那年父母死于一场车祸，我抱着襁褓中的小飞被亲戚们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最后踢进了孤儿院。
并非我冷血，只是过早的成熟和压力让我看尽人情冷暖。我选了记者这个行业，就是因为无论眼前再有几多繁华散尽，我都能保持着一颗客观公正的心。
我在今日传媒报社做了五年的记者，小飞前年也上大学了，本专业是新闻摄影，寒暑假了也会跟着我实习。
几个月前的那个新闻，是我带他跑的第一家。
好多人告诉我，什么是新闻人的操守——真实，公正，公开，自律。
我不觉得我有违背这其中的任何一条，我揭露的就是社会现象，我抨击的就是KtV老板雇佣未成年人的事实，我帮助的就是一个临界失足的少女——
尼玛，为啥我要被丢臭鸡蛋！
“汪甜玉！你去死吧！”一出小区，跛脚的女人就疯疯癫癫地向我投过来一个臭鸡蛋：“我们红红是多好的姑娘，都是被你害成这样！”
这会儿周围聚集了好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已经在窃窃私语着要不要报送大量专家学者支持的有关部门！
我看着眼前的妇女，她身上的羽绒坎肩还是我捐出去的呢……
“我们红红还是那么小的孩子，你要是真心想要做善事就不该把那些话写出去……她怎么受得了，在学校里同学们都怎么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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