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革命”这一群体行为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以某种思想出现为界限，在此之前的革命大多为被税赋或灾害逼到喘不过气来的农民暴起反抗，也就是所谓的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在此之后则多为带有明确政治目的和诉求的革命。充当分界线的，就是由卢梭拉开的浪漫主义和人文主义大幕。
浪漫主义对世界革命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可以说，进入工业化时代后的革命中，除了投机份子，大多数革命者都是浪漫主义者。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有主张诉求和身上现实主义成份的多寡。
罗兰和他的父亲李拿度都是富有反抗精神的浪漫主义者，但与其父不同的是他从李林那里学到现实主义思考方式，而且还有明确的政治诉求，这就使得他的三观和对革命的看法与其父存在极大的不同。
李拿度的反抗方式是隐居，让“神意代行者”这一存在消失，让母神失去介入和操控世界的杠杆。罗兰则十分清醒的认识到，不管是旧的世界秩序，贵族和教会居高临下支配国家的体系，抑或李林的新秩序，其本质都是极端保守与抗拒改变的。特别是经历过查理曼与亚尔夫海姆的战争，战后三年与诸国打交道的经历更是让他对诸国“抗拒改变，就连合理性也予以抹杀”的顽固有充分的感受。
“所以当‘典范转移’的计划浮现在他脑海中时，他首先想到的受众并非达官贵人，而是诸国的商人、学者和百姓。”
商人对一切能获得利润的东西具有高度灵敏干的嗅觉，学者们则对帝国专利制度妨碍他们追究学术进步感到深恶痛绝，民众既有反感帝国的民族自尊心，又有盲目追随潮流的从众心理，一旦某种事物触发潮流，他们一定会迅速成为拥趸。
只要由点及面，将“电信技术”的好处宣扬开来，在民间形成潮流，政府就会感受到压力，不管是出于利益垄断还是不把某种潮流抓在手里就会不安的心理作祟，诸国政府都会设法去管控和接触，最终了解这种潮流带来的利弊。之后不管他们是抗拒还是接受，典范转移都会完成。
“考虑到现状，这也是最可行的办法。”
“要不要……”
“不，不要动员警察或帝国社会秩序保障局。”
李林摇了摇头。
“共同会议期间动用强硬手段是非常敏感的，更何况还可能会牵涉到外国人，一旦演变成外交问题，被动的可是我们这边。”
“针对会议期间外国人的生命、名誉面临危险时的紧急状况所做的预案已经准备了好几套。另外关于外国政要的暗杀和保护的实弹演习也进行了好几次。如果有需要，随时可以采取行动。”
“派不上用场当然最好，万一……那也只好希望事情能尽可能和平收场了。”
嘴角微微扬起，帝国的主宰俯瞰着一叠与会各国代表团人员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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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方面或许有备案，但绝不会在共同会议期间动手。”
弄清楚帝国试图引导的潮流方向和背后的目的，对帝国方面在安保、监控方面的总体方向也就有了一定程度的掌握。
塑造和平开放的氛围，克制暴力的使用，遇上必须使用暴力的情况，一定要控制影响范围。总而言之一句话，绝不能影响共同会议的召开和进行，直到会议顺利闭幕，各国代表和外国游客全部高高兴兴回国为止，一定要保证帝国“和平天使”的形象。
帝国安保部门和情报机构这段日子里应该会很郁闷，不过想要在会议期间搞事情的人也一样，面对这种微妙僵局，硬来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问题的关键，果然还是在电信技术的特殊性上。
罗兰用手帕擦去桌面上的水渍，盘点着自己计划中的难点。
通常来讲，典范转移的受众越多越好，最好是通过媒体进行炒作话题，将足够多的眼球吸引过来后再进行披露，事后再用专家学者媒体之间的辩论和争执持续保持话题热度，以此让人们接受新典范。
可要想在帝国眼皮底下进行公开披露谈何容易，只怕话题还没被炒热，帝国安全部门就要上门送咖啡了。不要说罗兰身份敏感，就算他不是帝国各暴力机构挂名悬赏的前几位之一，只是一个热爱发明创造的普通人，帝国专利局和帝国社会秩序保障局也会以涉嫌“侵犯帝国技术专利”把他请去好好商讨一下，是老老实实认栽赔钱，还是在监狱里待个几年，接受劳动带来的精神洗礼。
公开披露不行，与少数遴选出来的对象进行私下接触如何?
一样不行。
有线电信技术对场地和器材的要求比较大，无线电设备开机后的信号则会引起帝国方面的注意。考虑到“作秀”期间必须全程演示如何使用通讯设备，如何有效利用情报，以上过程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也就是说，在帝国境内绝无可能进行展示。至于在外国展示，则要面对帝国专利制度，在巨额罚金面前，没几个人敢于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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