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的不是我，是世界——这句中二气息满满的话语其实有着比通常认知更久远的历史。毕竟总有失败者会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自身之外的因素上，拜他们所赐，智慧种生物的历史上永远不缺乏背锅侠，世界只是其中之一。
共和国民众将战败的原因归结于“背后一刀”，归结于诸国不配合查理曼的军事占领政策，不愿意跪下来让查理曼征服，归结于皇帝太过强大，强调“不是我们太无能，而是敌人太强大”——这些都是他们的自由。哪怕帝国听见了也不会当回事的，允许败犬乱吠是胜利者的特权，共和国民众喜欢怎么讲随他们讲好了，反正他们的YY没有一句会变成真的。
至于诸国，眼下这种刺耳的狂吠还不足以破坏诸国联合共和国遏制帝国的战略大方针，但他们会记住这些噪音，当成有一天需要修理共和国时的依据。
“真是糟透了。”
“最麻烦的是不光大人们在起哄，在校学生也跟着瞎胡闹。”
罗兰用力揉着眉心，语带苦涩。
自古以来，年轻族群，特别是在校学生被公认为是最叛逆、最热血的群体，特别是近代，几乎每一次群体事件里都能看见学生的身影，而且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事件里学生都是冲锋在前。绝大多数革命也是从学生运动开始的，那些热血又冲动的学生可谓是一切革命运动的预备队。
如今的共和国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们也是一样，有着更甚成年人的狂热和冲动的年轻人正迫不及待的想要实践他们的“革命理想”。
后世的史学家在描述这一时期的共和国右翼学生运动和那些被矛盾地称为“保守革命派”的青年作家、文学创作团体时，都会提到“旧王国覆灭，共和国建立才三年”这一大背景。
三年的时间会改变一些事情，但用来扭转已经初步定型的人格和被战争留下决定性印记的价值观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那些退伍士兵和年轻人，前者早已被残酷的战争磨砺成了心如铁石的杀人机器，后者则是沐浴在“万般皆下品，唯有打仗高”的社会氛围下长大的军国少年。要想矫正这些人的三观只靠三年的和平生活显然不够，更不要说其中还有内外各种势力的捣乱和煽风点火。
战败的屈辱，军国教育，帝国在一旁虎视眈眈，国家内部的混乱——大环境催生出来的是焦虑感、责任感、挫败感和极度不安全感。尽管随着共和国的经济步入正轨，生活水平开始回复，以上情绪一度得到缓和，但这也促成了退伍军人和军国少年开始了和普通人完全不同的对战争的反思。
在共和国建立初期，一部分保守派理论家发展出一套战争哲学，将战争阐述为一种命中注定的自热法则，眼下查理曼固然因为战败蒙受屈辱，但战争终究是一种有益的、可统一并复兴国家的唯一手段。而和平主义无助于民族复兴和国家强大，是一种软弱的、违背自然法的反动思维。用他们自己的原话来说：“我们应该从记忆中清除有关战争反面的、条件性的部分，保留伟大的、充满活力的、赋予生机的部分”、“之前的战争是令人失望的，其原因并非因为查理曼战败了，而是因为那场战争并非为更为深刻的理念而战，并没有将战争表达为一种艺术，物种之间冲突的最高境界，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遵循自身法则的斗争艺术体现”。最狠最疯的几位干脆直言：“起初，即是战争（这是借用《圣典》中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
由于这套理论跟旧陆军的主张太过相似，加上帝国学界也有类似阐述，很快就在左翼学派和社会公众的抗议浪潮中偃旗息鼓。但相关理论已经被一些右翼群体吸收，且最终在退伍军人作家和年轻学生手里发扬光大。
因战败和经济不景气而失业的士兵中，转行码字，试图通过编写战争回忆录来换取口粮的士兵们最初根本没有什么政治信仰和教条，也鲜有对战争进行美化。他们主要是对个人在战争年代的经历进行主观的、个人的美化——比如战争年代的峥嵘记忆和牢不可破的战友情结。
这其实并没有多么与众不同，也不算什么大问题。只是随着经济逐渐稳定，战争经历和战争责任问题性逐渐淡出公众视线，前线作家们也随之开始被遗忘，加上战后军人地位与战时的落差，退伍军人们普遍产生不满情绪，最终不满结合保守派理论家的发明演变成明确的“使命感”——用笔杆子来启动“国家改造”，将共和国改造成一个赞美战争和好战精神，拥有帝国主义和征服使命的退伍士兵国家。
这种刻意忽略，甚至是促使人们忽略战争带来的痛苦和毁灭的声音并不能引起大众的共鸣，更不要说老丘八们还不遗余力的攻击共和国——共和国是不英勇的、不好战的、不士兵的、和平主义的、失败主义的——这就注定了他们不招人待见和被打压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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