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然有悖伦理道德亦不得不行恶，通过恶行保障多数人——此乃“必要之恶”。
只要有两人以上，可以被称之为“组织”的结构存在，“必要之恶”便不可避免，或早或晚，不分对象，人们总会面对这一选择。
这无可避免，亦无可厚非。
只不过，并不是什么样的坏事都得亲力亲为才行，有时候让别人——特别是你的对手来做这些事，背这个锅就最好不过了。
比方说，世人皆不齿且唾弃旧日本帝国偷袭珍珠港的行为，但很少有人知道，促使日本做出这一行为的直接诱因是美国停止出口工作母机、废旧金属和燃料给日本。原本就觊觎南洋包括原油、橡胶等重要战略物资的日本在只剩一年左右的燃料储备的背景下，只能选择接受美国的要求从中国撤军，将1937年之后吞下去的战果全部吐出来，背负巨额债务，财政全面破产。又或是遵从明治维新后遇上此类抉择时的套路，高呼“皇国兴废在此一举”，以国运和成千上万的生命、财富、尊严为赌注，冒险挑战太平洋彼岸的巨人。最终日本人满怀信心与忐忑上了赌桌，最终满盘皆输。而美国虽然开战初期遭遇重创，却成功利用珍珠港事件一转国内孤立主义情绪，将庞大的资源和产能转化为战斗力，一边持续给同盟国输血，一边吊打日本人。最后挟大胜之威及占据道德高地的优势，一举跃上世界霸权的宝座。
另一个案例是冷战时期的柏林墙。尽管建起那座墙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背后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也表现的义愤填膺，甚至恨不能亲自开着战车去推到那堵墙。但结合当时柏林墙坦克对峙危机、东德人口大量涌入西德、东德情势不稳、核军备竞赛如火如荼的背景来看。不管是过多的难民涌入西德造成难民潮（由于东德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加上西方媒体过火的煽动，越来越多的东德人试图穿越边界到“遍地黄金”的西德讨生活。如果没有柏林墙，1962年冬天就会有三分之一的东德人涌入西德），还是东德爆发起义，打破东西方平衡，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不乐见的。可如果西方军人公开把东德难民阻止在边界线上，或者在东西德之间拉起一道防线的话，那又不符合西方天天宣传的所谓“皿煮、人权”了。所以对柏林墙的修建，美国不但早就知道，而且在暗地里高举双手赞成，甚至推波助澜。很大程度上，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完全是被逼上修柏林墙之路的。
亚尔夫海姆如今要扮演的，正是美国的角色——公正、文明、贤明的强大国家，绝不轻易挑衅别人，但也绝不容忍别人挑衅。只是基于平等原则，对野蛮邻国的暴行即便看不下去，也绝不违背自己定下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原则——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先生们，一切问题的核心都是经济。老百姓会抱怨，也爱抱怨，但能促使他们忘记恐惧，走上造反之路的直接诱因，永远都是贫穷和饥饿。先生们，请记住一句话，血糖指数和智商是呈反比的。民众平均血糖指数偏高，智商平均值一定偏低。反过来，血糖下降了，聪明的智商就又重新占领高地了。”
一票将军和部长们顿时笑得前仰后附，一副乐不可支的模样，显然是联想到了什么。
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另一个世界里经历过民主化、颜色革命、政党轮替后，那些曾经为民主欢呼的人们在经历贫穷、犯罪率飙升、内战、分裂、恐怖主义、物资匮乏、毒品泛滥等问题之后，是如何看待自己当初的行为的。他们的经验来自于自己身边——亚尔夫海姆国内天天嚷嚷着“自由、平等、博爱”的自由派，在保守主义大本营的军方和因为战争胜利而雀跃不已的文官看来，这些家伙就是吃饱了撑坏脑子的代表。到底脑子要坏到什么程度，才会认为在付出大量代价之后，终于撂倒敌人时，还要和那票败犬去谈论什么“和平共处”、“对等承认”、“鉴定互不侵犯条约”？这是战争，不是过家家，以国运和无数生命为代价做殊死一搏获得的胜利果实不是让某些圣母用来做慈善和自我满足的。要是他们真的这么想要发掘人性光辉，不妨找个偏远的山沟沟或乡下，先去和一天两顿饭的农民讨论皿煮共和的重要性吧。相信等到他们体重大幅减轻之后，应该会明白很多重要的哲理。这可比什么电击治疗、军事化管理有效得多。
李林对部下们的想法很清楚，说实话，有时候他也认真思考过，是不是应该搞个专门的劳动营，让自由派的贤（闲）者们学习一下什么叫“劳动使人自由”，何为“通过快乐获得力量”，让自由派们过剩的精力转化为建设国家的动力。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诱人想法，他又不是什么精神洁癖患者，只要对国家的掌控力还在，这些嘴炮王者何惧之有？况且自由派的存在及他们的理念对于之后的宣传战还能发挥相当的作用，只要不玩出格，让他们发挥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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