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赵主父向冠子请教了诸多治国之策，冠子皆逐一给予意见，而蒙仲亦在旁认真倾听。
迄今为止，蒙仲已经了解了不少治国方面的思想主张，比如道家的“无为”思想，杨朱派的“贵我”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以及今日冠子所讲述的“法制度而治”思想，在他看来，这些思想主张中就数冠子的“法制度而治”的思想最契合实际，也最完善。
相比之下，杨朱派的“贵我”会让人变得更加“自利”哪怕此学派其实也提倡不侵害他人的利益；而孟子的“仁政”思想，虽然好归好，但仍然没有具体如何施行的章程，单凭“井田制”这种过时的国家体制，是不足以支撑起“仁政”的被宋国覆亡的滕国，就是最佳的例子。
唯独冠子的“法制度而治”思想。
只不过，冠子的这个思想主张，真的是与法家思想非常相似，不同点仅在于，冠子的思想主张，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无为而治”，不像法家的最终目的是“变法图强”两者的最终侧重点不同。
当晚在冠子结束他思想主张的讲述时，夜『色』已深，于是在此之后蒙仲只是简单向赵主父禀报了已从阳文君赵豹率下挑选了五百名士卒这件事，而赵主父，也因为与冠子、蒙仲、庞几人边喝酒边探讨治国之策而喝地大醉，没有细问此事。
晚上回到住处后，蒙仲就着灯火，将冠子的思想主张记载在竹简上，向以往那样一式三份，准备托人送到庄子、孟子、惠盎三人手中，听听这三位对此的评价。
其实主要还是听听孟子与惠盎对此的评价，至于他的老师庄子，后者更注重的是对“人”的德育之事，即如何提高世人的道德水准，对于国家政治这方面的事，庄子是从来不感兴趣的。
而蒙仲在明知此事的情况下仍然给庄子写信，也只是为了告诉老师他在赵国的所见所闻，仅此而已。
次日，蒙仲早早起来向赵主父辞别，准备前往阳文君赵豹的军营，训练那五百名士卒。
而这会儿，赵主父想来也已收到了相关禀报，知晓了蒙仲昨日降服那五百名士卒的过程，并就此事给予了蒙仲很高的评价。
他笑着对蒙仲说道：“我原以为那五千枚布币是为了收买那五百名士卒，却不曾想，你竟收买到了兵心。”
不得不说，那日赵主父对于能用金钱收买的士卒是否值得信赖一事仍抱持怀疑，却没想到，蒙仲的手段比他预料的更高明，直接“买”到了那五百名士卒的心，还顺便为信卫军上下竖立了最初的信任。
这使愈发器重蒙仲。
在向赵主父告辞后，蒙仲带着蒙虎、蒙遂等人回到了阳文君赵豹的军营，与留宿在那座军营的乐毅等人汇合，共同探讨接下来的事物。
士卒的问题解决了，驻军兵营的问题也解决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商量对那五百名士卒的兵种调整，以及相应的练兵方法。
所谓兵种调整，顾名思义，即调整军中各兵种的比例，这其中也涉及到很多因素。
比如蒙虎，他就主张战车队，即将五百名士卒全部打造成战车队，以三名甲士同乘一架战车来算，约需要一百六十余架战车。
必须得承认，假如按照蒙虎所建议的方式打造成“战车队”，这五百名甲士将非常具有攻击力，哪怕在正面战场上击溃十倍的一般步卒或许也不在话下。
但弱点也很明显：缺乏远距离打击能力，可能敌军的一波箭雨，就能让其损失过重。
继蒙虎之后，蒙遂建议改造成骑兵。
在此时的中原境内，骑兵仍然是赵国独有的兵种，与战车相比，具有速度更快、机动力更高的优点，尤其是在经过骑『射』训练后的骑兵，其实也覆盖了“弓骑”的能力。
但同样的，骑兵的缺点也很明显。
首先，骑兵造价太高。
在正常编制下，一名骑兵需配两匹战马，交换骑乘，以便始终有一匹战马保持充沛的体力，而战马属于非常珍贵的战争物资，需要经过多年的饲养、挑选以及一系列相关的驯养，并不是说随便什么野马套上缰绳就能当成战马用那种未经人工驯服的马，在战场上必定会葬送骑兵的『性』命。
其次，骑兵的训练太艰难。
在没有双边马镫与马鞍这些马具的情况下，一名骑兵需要经过数年的训练，才能掌握熟练的骑术，然而，葬送一名骑兵却只需要一支箭矢。
这也正是骑兵暂时还无法作为战场主力的原因，因为它的防御能力太薄弱，无法抵挡弓弩之类的武器。
至于第三点，那就是骑兵不擅于攻城、守城，信卫既然作为赵主父的近卫，那么，它必须具备抵御外敌的防守能力，而骑兵的防守能力却非常薄弱在非战略视角。
“步弩混合吧。”
在思考再三后，蒙仲向一干小伙伴说出他的考量。
步，即步卒，很好理解，鉴于所使用兵器的不同，又可以分为戟兵、戈兵等等，主要以长兵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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